答案：范仲淹发动了什么兵变

庆历新政为中国北宋仁宗庆历(1041年-1048年)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

宋朝变法，范仲淹用君子被小人反对，为何王安石用小人被君子反对？

历史沧澜来回答，范仲淹推行政治理想，又称庆历新政，是为了解决仁宗朝越来越突出的?三冗问题?，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为王安石变法打下了根基。

一、范仲淹及其第一次新政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小伙伴们知道范仲淹是不是从语文课本里的《岳阳楼记》开始的。历史沧澜最早知道范仲淹这个人是作为文学家理解的，没想到随着对历史的学习，越来越佩服范先生。

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揭开第一次新政的序幕。

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 ，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皆牵连遭贬。

景佑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之后范仲淹积极戍边西北，防范西夏李元昊，在与西夏的对峙中取得很大成绩。

2、范仲淹第二次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 ，又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 ，锐意进取。并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宰相），揭开了第二次新政序幕。

范仲淹认为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 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 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 ，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新政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新政实施后，因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不断遭到打击弹劾，范仲淹也多次被一朋党罪攻击。最终，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逐渐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庆历新政为以后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虽然范仲淹亲历新政失败了，但仁宗朝的?三冗问题?也得到一定的遏制。最关键的是，新政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也让更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冗员、冗兵、冗费对朝廷的危害。

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内容

说起北宋时代的变法，就不得不提起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虽然都是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和王安石两人为了改变大宋积弱的局面而做出的努力却得到后人的认可。二者同属北宋时期的改革，自然也常常被拿来相互比较。

范仲淹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都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不过如果你细心，你会发现反对庆历新政的人和反对熙宁变法的人完全不一样。反对庆历新政的人有夏竦、贾昌朝、章得象、宋痒、王拱辰、刘元瑜、钱明逸等，这些人有部分在反对范仲淹的过程中曾经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被后人认为是小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却大多都是被后人认为是君子的人，包括司马光、苏轼、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北宋名臣。反过来也是，和范仲淹一起参与变法的欧阳修、韩琦、富弼、蔡襄、杜衍等名留青史的名臣，而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等都是《宋史》奸臣榜上的人物。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反对范仲淹的都是小人，反对王安石的都是君子呢？

韩琦

首先，小人和君子的定性是很难确定的。

必须明确的是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并不一定会公平，而是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宋朝是理学从诞生到发展最重要的阶段，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以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这种思想的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一套道德体系，并将这套道德体系作为统治阶层和王权的合法依据。反对或违反这套道德体系的人或事，就会被批驳，甚至会被认为是另类。这套道德体系是维护传统和旧制的，变法恰恰是对旧制的改变，随着变法的不断深入，反对声也会越来越大。

范仲淹本人就是理学道德体系的构造者之一，他的变法也是在维护理学道德体系的前提下匍匐前进，反对声音自然小很多。不过，随着变法的深入，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只是范仲淹的变法时间较短，变法不够深入，在地方上的变法措施也没得到实行。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变法思想和做法与传统思想完全不符，并因此引发新旧党争。北宋末年的党争极为激烈，很难说谁是谁非。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熙宁变法已经被定性为乱国之法。元朝又是理学发展大成的阶段，在对宋朝历史的编修时，参与变法的新党派大臣也大多被定性为奸邪，反对变法的大臣却得以青史留名。

所以，君子与小人的界定本身存在着不公平，也导致在表面上看反对范仲淹的好像都是小人，反对王安石的好像都是君子，其实未必会如此。

宋朝大臣

其次，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法方向不同。

范仲淹的变法的主要方向是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阐述新法的十大政策，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四条政策?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为提拔人才和整顿吏治的相关措施，也是变法中最先实施的措施，而后面的厚农桑、减徭役等富国强兵之法均胎死腹中。在这种澄清吏治的改革中，范仲淹并没有违背当时的道德体系，而是在道德体系之内进行改革，得到理学大家和舆论的支持，例如宋初理学三先生中的石介、孙复、胡瑗等，反对范仲淹的人大多都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例如贾昌朝、章得象等。

帮助宋仁宗改革的范仲淹和韩琦为何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

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贬到邓州、杭州、青州。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

改革作用和影响：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变法改革是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宋朝的执政者已经意识到财政上的各种弊端严重的影响到了国家的整体进步，因此决然地发动了这场改革，当然改革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也引发了北宋时期最激烈的党争，让整个宋朝的士大夫集团陷入到了一种分裂的状态，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实际上早在两代以前，也就是宋神宗名义上的爷爷宋仁宗执政时期，宋朝的财政就已经陷入了三冗（冗员、冗兵、冗费）的窘境，在当时宋仁宗也曾经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这种状况，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大力提拔少壮派官员来帮助他实施，宋仁宗当时主要依赖的少壮派官员是范仲淹和韩琦，并于庆历三年（1043年）把他们俩同时调入到中央担任宰执大臣，并将有可能对两人掣肘的枢密使夏竦调职： 甲辰，以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乙巳，诏夏竦还本镇，以杜衍为枢密使。 范仲淹和韩琦在早期是一伙的，两人有着相同的名望，都在地方上立下过令人瞩目的功勋，都属于士大夫集团中新兴的佼佼者，整个北宋朝堂对于他们这样的新生代能进入到中枢普遍是持欢迎态度的，不过宋仁宗把范仲淹、韩琦调到中央不是让他们来搞和光同尘的，是希望他们能站出来主导改善朝廷顽疾的改革。 范仲淹、韩琦对此也心知肚明，也迫切地希望能通过主导一场变革来确定自己未来在士大夫集团中的领导地位。为此，两人都在宋仁宗的恳切期盼下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举措，但两人在对于改革的态度一致的情况下，却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韩琦在初期给予宋仁宗的改革方案中主要是以边事为主，他本人长期在边境率军和西夏、辽国对峙以及作战，故而对边事更关心： 琦陈其不便，条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 他所提出的七条改革措施中大半都是对外的，并且避开了吏治问题，虽然这也是北宋当时面临的一些麻烦，但并不是宋仁宗期望认真对待的主要问题，皇帝希望的是改革三冗，韩琦搞出的方案全是要花钱出去，这让宋仁宗很不满，于是韩琦不得不再次表态： 继又陈救弊八事，欲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 韩琦第二次提出来的方案偏向于对三冗下手，这才算是入了宋仁宗的眼，可两次不一样的见解也让宋仁宗对韩琦的实际目的表示出了怀疑，于是他将目光投入到范仲淹身上，范仲淹起初不干，他知道变法的难度，那是要和士大夫阶层决裂，不过在皇帝的逼迫下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他的方案更有针对性：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 范仲淹的方案是在严厉整顿吏治的基础上来想办法改革，对官员的考核更加严格了，并把官员和权贵们通过恩荫的方式提拔下一代的规定加大了难度，范仲淹主要的改革方向是对三冗中的冗员下手，他的这个方案和明确的表态也让宋仁宗倾向于让范仲淹来主导变法。 宋仁宗是很信任范仲淹的，不仅仅是范仲淹的才华和名声，还因为刘娥太后执政时期范仲淹曾经公开支持太后还政给皇帝，并因此被刘太后贬官发配，这个恩情宋仁宗一直记在心里，因此对于范仲淹的建议也就更加重视，最终，宋仁宗选择了范仲淹来领导"庆历新政"，韩琦、富弼、欧阳修等辅佐。 一般来说大凡改革一定都会有阻力，"庆历新政"也不例外，即便是名望满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来主导也是困难重重，特别是他的改革方案中主要针对吏治下手，更是让保守派强硬的反对，改革初始，朝堂上的士大夫集团就分裂成了两派，保守派最大的攻击是污蔑范仲淹结党营私： 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宋仁宗虽然想改革，但他耳根子软，又不希望改革派一家独大威胁到皇权，在支持改革的同时也支持反对派提出不同意见，这就给了保守派机会。在两派争执不下时，改革派出了昏招，支持改革的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上书给皇帝，直接表示支持变法的都是君子，君子应该结党团结一致，这个表态让宋仁宗麻爪了，如果朝堂上都是君子党，那皇帝怎么办？ 欧阳修这个猪队友的一篇文章让宋仁宗对范仲淹从支持变成了怀疑，怀疑范仲淹想通过新政把朝堂上的重要职位全换上支持他自己的人，以此来架空皇帝。历来皇权最担心的就是结党，摊上这个事还公开表态支持，宋仁宗毫不犹豫地终止了新政，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纷纷被发配到外地，"庆历新政"夭折。 改革失败后，主导改革的范仲淹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央，宋仁宗和执政的保守派大臣们都不希望范仲淹再回来，宋仁宗是不希望他回来搞什么君子党，保守派不希望他再回来搞改革，所以范仲淹后来一直在外地任职，到处奔波，先后出知邠州、邓州（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即写于此地）、杭州、青州、颍州等地。 而辅佐范仲淹改革的副手韩琦等却因为对吏治的严厉整顿不太热衷，重新占据朝堂主导力量的保守派士大夫集团比较容易接受他的改良而非改革的思想，所以韩琦、富弼、欧阳修在短暂的被发配后，反而一直活跃在上层官场，在宋仁宗之后的宋英宗一朝韩琦还因拥戴之功成为首席宰相。直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上台搞变法时他们才因为反对变法逐一被迫辞官回乡，宋仁宗时期的改革派只有始终如一的范仲淹在外郁郁而终。 参考文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