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挚友胡风

路翎的思考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胡风谈到“人民”这一概念时说：“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胡风认为，鲁迅的阿Q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对五四以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义传统是非常珍视并竭力主张发扬的。他多次强调鲁迅的启蒙文学思想，即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证明启蒙任务没有完成，文学“揭病”与“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强调和重视。胡风特别推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精神奴役的创伤。通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呼吁个性解放，摆脱精神奴役。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必须是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另一方面是指，作家要发扬主体性，要把个性解放的命题贯彻到文学创作中。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 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创作启发了胡风的理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的。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路翎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7月写出反映工人护厂斗争的剧本《人民万岁》，11月完成《女工赵梅英》。1950年初调到北京任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但《人民万岁》一再修改终未获通过上演，而《女工赵梅英》也于5月遭致《文艺报》载文批评；1951年发表的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也未得到公演机会，还不时遭到批评，被扣上“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的帽子。在此期间，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和《平原》。1952年9月，《文艺报》加编者按发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芜反戈一击《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遭而驰的”。同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1953年7月回国，9-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作协理事，此后发表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得到大量读者好评，却继续遭到中共作家的批判。1954年出版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5月起全国几大报刊纷纷发表批评文章，针对《洼地上的“战役”》中描写志愿军战士谈恋爱违反军纪等，扣上“个人主义”、“温情主义”、“悲观主义”等帽子。对于的文艺创作一再遭致政治批判，胡风于1954年上半年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以“三十万言书”著称），路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也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同年11月，路翎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又写出四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指出：“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有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此文被《文艺报》作为反面材料刚连载完毕，路翎便于1955年6月19日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抄家和逮捕。

在胡风冤案中，舒芜是一个关键人物。舒芜是路翎的好友。原名方管。桐城方家的后裔。曾经介绍路翎到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人一起谈论哲学问题。《论主观》就是路翎推荐给胡风的。但是，舒芜在解放后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卖友求荣。后来又公开发表了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使得胡风一案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

路翎本来还写了一部长篇《战争，为了和平》。但未及发表，便于1955年6月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

这时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创造力最强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的、智慧的、激情的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

1994年2月12日，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是一个洋溢着艺术天才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他的天才曾经闪光，就像一颗流星一样。

答案：胡风的主观精神战斗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对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胡风始终从作品山发来阐发他的文艺观念，不管他多么激进，多么急切地为革命文艺开创局面，但他始终要面对作品，特别是面对新生的文学事物。他是一个真正有艺术感觉的人，作为一个批评家，很难越过这一巨大的障碍，这是艺术具有的那种倔强性，对艺术怀有真诚信念的人，都不得不受到它的约束。

胡风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作家个人的自主性，多少年来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他始终想保持文学的最低限度的自由特性，而不能完全彻底从政治革命的需要来对待文学。

胡风与革命文艺方向的冲突是必然的。其悲剧就在于他与革命文艺运动的本质产生牴牾，他始终是以文艺来进行革命，而革命文艺的本质则是以革命来进行文艺。前者还不过是文艺的政治化，而后者则是政治文艺化，本质上是彻底的政治化。胡风始终幻想在学理的层面把这些问题理清，在逻辑上与毛主席开创的革命文艺路线接轨。他显然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胡风从头到尾就没有明白他错误的根本。真正理清胡风与革命文艺运动的冲突的症结，也是从内在深处揭示中国当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内在本质，那些个人的命运与历史铁的必然冲突的悲剧性的状况，以及文学的倔强本质与政治权力构成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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